1 后代们拿到政策，却不乐意告别新疆

导语：根据政策，同意新疆兵团的每户上海知青，安排一个子女回上海落户。这群回到上海的年轻人，他们在上海有个共同的称呼，叫"小新疆"。

这个是小时候，你看，那时候，我的大女儿是四岁，二女儿是两岁，我们回去看我爸爸的那一年，现在想起来，哦，80年，28年了吧。

比如说我的孩子，她长到四岁都没吃过西瓜嘛，不知道西瓜是什么东西嘛，后来有一次部队八一建军节下来，我给部队的人看过病，他们路过，给我送了两个瓜抱回来，我们姑娘都问爸爸爸爸，会说话了嘛，爸爸爸爸这是什么，能不能吃？她都不知道。

朱静华：在新疆的家门口，当我第一次搬家的时候买了新房子以后，我说今后不管儿子到什么程度，富也好贫穷也好，这张照片一定要挂出来，这是我小儿子刚满月，100天。地窝子，就是地窝子，外面都是柴禾。

我说我真的不甘心我一辈子让我的孩子还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如果叫我到上海去扫地，我也愿意，不管你干什么活都愿意。

顾幸运：这个时候想家呢，就不是因为我们想回来了，我们想到我们后一代。关键问题在这里。

李岚：因为小的时候概念里的上海已经没有了，现在想象当中的上海是一个多么繁华，多么大的一个好的城市，就想着去看看。

主持人：回城大潮之后，有将近四万多上海知青继续留在了新疆兵团。80年代中期，胡耀邦去新疆阿克苏视察的时候，农一师政治部主任倪豪梅，也是一名上海女知青，代表大家提出，我们一辈子扎根新疆就算了，希望能留个根在上海。胡耀邦当即表示，你们这个要求不过分。后来，专门出台了政策，同意新疆兵团的每户上海知青，包括夫妻一方不是上海人的家庭，安排一个子女回上海落户。条件有三个，第一，要有监护人，第二，年满16岁，第三，初中毕业。这群回到上海的年轻人，他们在上海有个共同的称呼，叫"小新疆"。

杨杰：我甚至于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去上海，我在新疆好好的，我为什么要去上海。

解说：上海最早有互联网的时候，杨杰是第90位个人申请的用户，他通过自学，如今已经成为IT音乐界的佼佼者，专门给知名品牌的网络游戏设计音乐和音效。

杨杰：差不多应该是这样子。我是希望我能够录到那种风暴的声音。不遥远，不遥远，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新疆在我的记忆里面，新疆所有的声音都是很有颗粒感的那种，像磁带一样的，很有颗粒感的声音。

解说：作为知青二代，他当年离开新疆的心情却和父母不大相同。

杨杰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离开阿克苏那一天，我妈妈跟我说，我们再也不回去了，我们就回上海了。当时我感觉很伤心，而且是太阳刚出来的时候，一出阿克苏开始有一大片的荒漠带，非常漂亮，当时要求司机，妈妈能不能让司机停车，我想下去看一看，太漂亮了。看了差不多十多分钟，然后我妈实在扛不住了，太冷了，上车继续开，一边开车一边看着。

解说：毛维俭从复旦大学毕业后，目前已经在上海一家大型国企的分公司做到财务总监。他的父母2004年才从新疆喀什农三师退休回到上海。

记者：你回来第19年了，现在你在上海呆的时间比在新疆长了？

毛维俭：长了，以前我过每一年的时候都会自己算，我记得有一年印象挺深的，是04年的时候，我说那一年是我的一个分水岭，在新疆跟在上海的时间正好是对等，都是14年。

记者：每年都算？

毛维俭：也不是，有时候突然想起来我会说，今年我回来多少年了，说明对自己就是说，过去那段东西我还是不太愿意忘记，挺记在心里的。

解说：李岚现在是一家酒楼的店长，90年代初她刚到上海时，和不少知青二代的处境一样，被分配到工厂做技工。

李岚：我一下火车，叔叔他们来接我，叔叔就跟我讲了，你考进是纺织厂技校，那个时候给我的打击特别大。我心里面特难受，我就心里想为什么我分数考得挺高的，为什么我会进了毛纺厂技校。

2 上海给知青后代们留下不堪忍受的回忆

导语：上海的亲人们，真心实意欢迎知青第二代回来。但是他们真的回来以后，这个情绪就改变了，比如说床往哪儿放。

毛国胜：开始的时候，上海的亲人们，是真心实意欢迎知青第二代回来的，真心欢迎。因为他们觉得，自己的子女已经苦了，他的下一代能够回来一个，留个根在上海，不是很好。但是他们真的回来以后，这个情绪就改变了。比如说床往哪儿放，床往哪儿放，很实在。

解说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上海这样的弄堂民居还很多。现在已经不多见了。如果说拥挤的石库门老屋承载着父母对家园的向往，那么这些老屋对生长在宽广大地的小新疆们，却成了不堪忍受的记忆。

毛维俭：你没有看到这个城市背后的，比方说它有南京路，但是它也有很多棚户区，看上去很逼仄的很小的弄堂。

杨杰：我第一反应，天呢，今天晚上我睡哪，太恐怖了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太恐怖了。前间有一个床，后间有一个床，我们几个小孩呢就打地铺，睡在地板上，然后大人管大人那个，等于是上下都有。

朱静华：打地铺，只能打地铺，而且打地铺一半人在外面，一半人还在床底下。半个身子还在床底下。头在外面，脚还在床底下。这样睡。

杨杰：实际上，那段时间在上海那一年多时间，我每天最怕的就是睡觉的时候。

李岚：奶奶因为年纪大了，她晚上很早就睡，我就是吃好饭一个人傻傻的，电视也不敢看，因为她要睡觉。好孤单的那种，也不会当着奶奶面哭，因为毕竟老人家嘛，就一个人，等她睡着了，一个藏在被子里面哭。

杨杰：我晚上不睡觉，我父母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陪着我我才能睡着，两个人如果都不在，我就坚决不睡，他们几点回来我几点睡觉，我外婆娘娘舅舅就轮流抱我到两三点钟，坚决不睡。

朱静华：我们家这个7平米的房间是什么概念，就是一个床，三尺半的一个床，旁边就是一个桌子，一个桌子，还没有八仙桌，就是78公分这样大小，75公分这样见方的一个桌子。然后我们一家10口人在上面吃饭，吃完饭以后，再把这个9寸的电视机放在上面。我们三个孩子，我的两个儿子加上我妹妹的儿子，三个孩子就在旁边写作业，前面就在看电视。这三个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成长。

毛维俭：每天大概吃完饭出去，而且我那个时候吃完饭特别想出去。就吃晚饭我就要出去走一走，我印象最深我感觉最不一样我看不到天，这个对我压抑最大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我看不到稍微大一点，像样一点的天。我们家那个房子，我记得是，我外婆那间房间朝西，这间房子两层，对面一个三层的房子，我只能看到对面的房子，一个墙壁，然后这个房子和这个房子之间只有一米。你想我这个就感觉，我能够看到一个斜的三角一个天。我日记里面有这段话，我说我就看到这么大一块天，没有星星。晚上天是红颜色的。

3 知情后代：这里不是我的世界

导语：上海对外地人往往是另眼相看。小新疆们虽然有一纸上海户口，但是一张嘴却让人家当成了外乡人。

解说：1990年，毛维俭考入了上海重点高中，这在知青子女中也是不多见的。但是当他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时候却遇上了麻烦。

毛维俭：特别不适应就是老师在用上海话讲物理化学，然后那时候我觉得一下子有点蒙，因为我在家里，从小我和我弟弟听得懂上海话，我父母之间我听到他们两个用上海话在交流，但是一转身，跟我们一讲话就是用普通话。因为当时他们觉得就是说，我们不太可能回到上海。

解说：与今天的海纳百川不同，上海的排外曾经为国人所诟病。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，上海得天独厚的经济地位，使得这里对外地人往往是另眼相看。小新疆们虽然有一纸上海户口，但是一张嘴却让人家当成了外乡人。

毛维俭：买东西比较困难，然后说我要买这个，讲不了上海话，人家就问你，很凶的，你要买什么，讲清楚讲，讲不清楚不要买，有这种感觉，经常会有。

李岚：逼得自己说的第一句上海话是什么？上车，坐公共汽车去我叔叔家，那个时候一毛钱一张车票，如果用上海话跟售票员讲，就是…(上海话)，其实我在心里面默默念了很多遍，在等车的过程中，等我上车，我看到售票员我就紧张。我一紧张，我就把这句话说成什么了，买一张一锅，售票员盯着我看了半天。我实在是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我已经念了很多遍了。但是我上去跟她讲的时候，我紧张又讲错了。

解说：那种被低看的感觉一直埋在毛维俭的内心深处。他还记得刚到上海不久，跟着父亲去外滩的情景。

毛维俭：因为我觉得一下子光影陆离的感觉，车来车往的，声音很响，到处都是霓虹，我觉得很漂亮，在那看，我站这个地方不知道站的什么地方，因为有机动车道还有自行车道，新疆那边根本不分这个，小时候农场走的时候连柏油路都没有，最好是石子路，一走过去都是灰，我就站那里，突然有一个人骑自行车还是电动车过来，骑得很快，一下撞到我了，我往旁边躲了躲然后看了一下，还被他骂一顿，我听懂他在骂我什么，眼睛瞎了，挡道，然后我没说什么话，他就说了一个词，大概外地的巴子，乡下乡巴佬，我当时觉得一下子挺难过，他就走掉了，我待在那里一看裤子也脏了，看看我父亲也没来，这个地方不是我的世界的感觉，灯光越是亮，越是觉得自己在黑暗里面，有这种感觉。

4 在新疆不是挺好吗，为什么跑到上海这么累

导语：一边是西部的大漠旷野，一边是东部钢筋水泥的城市，这种反差让小新疆们感受得特别真切。

解说：一边是西部的大漠旷野，一边是东部钢筋水泥的城市，这种反差让小新疆们感受得特别真切。

杨杰：因为在上海你不熟，很容易走丢，但是在新疆走丢我也不怕，因为很好认，但是在上海好像完全，完全跟掉蜘蛛网里面一样，完全不知道东南西北在哪儿。很多路，我花很长时间才记住这些路。我很谨慎，我不敢出门，这个地方不熟想尽办法让谁陪着我一块儿去，如果没人陪我去我就不去。

解说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。狭小拥挤的亭子间让杨杰窒息，那么学校会成为他向往的乐园吗？

杨杰：整天就得坐得那种非常正的，然后上课必须要很仔细听，老师讲课非常非常快，他也不会跟你讲一些比较好玩的事情，因为在新疆上学的时候，老师都是整个连队的人，平时都认识，叫叔叔叫阿姨，他对孩子很亲切，他会经常告诉你一些生活当中一些好玩的事情，一些常识。比如晚上教你怎么看星星，判断一个相对的位置，知道自己的角度应该往哪里走，白天看光线，看树，树的影子，判断位置和方向，包括大概的时间，你可以判断出来。

解说：这样一个天性自然的孩子初到大城市却被查出视力有问题。

杨杰：视力表我后来才知道，E的方向朝这边要往这边选，我不知道，从来没有检查过视力，老师以为我视力不好。为什么，每个都能看得见，为什么视力不好。

记者：你怎么指的？

杨杰：我以为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能不能看清，能看清就往下，然后我一个劲往下，一个劲往下。

记者：不管什么方向。

杨杰：对，因为我能看清，再下面去一点。老师就把我妈抓到学校去，你孩子怎么视力那么差，我能看清，然后才教我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要检查视力，好好的为什么要检查视力。

解说：跟着父母生活在狭小拥挤的亭子间，目睹他们艰辛地劳作谋生，杨杰一下子长大了许多。

杨杰：我在那个之前，我不知道那个钱是要赚来的，要做很多工作然后才能赚来的。然后有了钱之后你才能买吃的，有衣服穿。

朱静华：我干什么，我就做一些针线活，厂里面不是放一些外活，手工做。放到外面做的。那我就做这样的手工活做。

杨杰：长毛绒玩具，小木偶那种，他们经常会拿回来然后粘，粘帽子，粘手臂之类的东西，然后一家子小孩，很多小孩包括表弟之类的，帮着一块儿粘。

朱静华：因为我从早上起来眼睛睁开就开始做一直做到晚上12点钟，每天都是这样做。手一点不能停的。除了吃饭，把碗筷放下来，然后不是缝纫机就是手，就是这样做。

记者：当时你的缝纫机能放哪儿？

朱静华：缝纫机就放在床边上，一点点的地方，正好是一个缝纫机，一个人能坐下去。就这样的情况。晚上一个小的台灯放在我的边上，就这样做。所以，当时的邻居也是很好的。晚上很晚了，我踩缝纫机，人家都没声音的。我们邻居跟邻居之间隔一块板，就一个房间。

杨清良：去干什么，就是去踩黄鱼车，就是你北京的三轮车。送货。上桥的时候拼命地拉，拼命地推，一车子几百公斤的货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坚持坚持。

杨杰：然后他是骑的黄鱼车帮人送货，我经常坐他车后面，我觉得为什么这样呢，在新疆不是挺好的吗，为什么跑到上海来这么累？

记者：爸爸带着你干吗？

杨杰：因为怕我没有地方去，我又不跟别的孩子玩。

记者：所以爸爸送货时候带着你？

杨杰：对。

5 知情后代徘徊在上海的边缘里

导语： "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比你们还要苦，我们在从小，我们其实都是在边缘里面生活，我们都是在人家异样的眼光里面长大的，真的。"

解说：当返城的父母奔波于社会底层的时候，这些外来的孩子其实也正处在学校和社会的边缘。

毛维俭：因为我印象特别深，我开学第一天坐在那个位置上，我们这一排走廊过去就是一排座位，第一个是个女孩子，那个女孩子后来一听我从新疆回来，她就问我，她说你小时候读书的，是不是天天赶着一群羊到草地上去上课？

谈不到一块儿去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就是说，我当时回到上海以后我才知道，什么小虎队什么的，我以前从来不知道，然后四大天王，我都是回来以后才知道的。然后当然在聊天的时候可能会不自然引起说，你这个都不知道有这种感觉，心里可能一下子觉得，我好像是个乡下人。有这种感觉，但是不强烈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回到家里自己静静待下来我觉得心里面还是有点失落。

杨杰：我跟他们惟一有共同语言的就是连环画，因为我只看连环画，其他完全没有办法沟通，你不知道他们想什么，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算那样算的。我到现在没有这个概念，但是他们很小就会算，说我这支铅笔到那边买，那边可能便宜一点之类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累不累，算它干嘛呢这个。

解说：太多的不适应，结果可能对孩子来说就是太多的压抑。杨杰居然从一个外向的新疆孩子变得越来越沉默。

杨杰：因为我至少，我对自己对自己小时候在新疆的印象，我整天带着一帮小孩子，像孩子王一样，整天带着一帮小孩子冲东杀西的那种。

记者：你还很外向的。

杨杰：对。回到上海之后话越来越少。因为我上次，就是这次过春节的时候回去看我外婆，我外婆也在跟我儿子在唠叨，在说。她说你爸爸小时候跟谁也不说话，整天就坐在那边，然后拿一个小刀刮椅子。那个是竹椅子，拿个小刀片这样刮着，跟谁也不说话。

杨杰：有可能因为这样的话，后来我去，毕业之后玩音乐去了。

杨杰：不交流，从来都不交流。完全凭感觉的，比如我妈感觉我这两天不太对劲来问我，我也支支吾吾跟她说，如果不问我也不说。

朱静华：起先我不理解我的儿子他们，他们从来没跟我讲，但是有一次我儿子的一个朋友讲了这句话，给我震撼很大，他说阿姨，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比你们还要苦，我们在从小，我们其实都是在边缘里面生活，我们都是在人家异样的眼光里面长大的，真的。这句话就是前年我小儿子的朋友给我讲的，真的给我心里震撼很大，原来他们的成长比我们还要艰难。

6 悲剧：挺好的少年却杀害了外婆

导语：少男少女长年的孤独和压抑，加之青春期的叛逆，有的选择了逃离，有的甚至酿成了悲剧。

解说：小新疆们的到来，打破了原先家庭的平衡，住房、财产、生活习惯等现实问题引发了家庭矛盾。

毛国胜：这些人回来以后，就把原来家庭内部的平衡打破了。对不对？我女儿的小孩从新疆回来了，户口报进来了，这个儿子就会想，将来老头老太太如果没有了以后，这个财产分配不是多了一个人了吗。

解说：留在新疆工作的王祖炯夫妇把16岁的女儿送回上海的老父亲家落户，结果遭到了同一屋檐下的弟弟一家的冷落。

王祖炯：弟弟原来也是知青，从云南回来的，在云南待了十年，回来以后，他，包括弟媳妇都是云南知青，他应该知道知青的这个苦嘛。结果知道我女儿回来之前，他把这个房子锁换掉了。这么大的女孩也不能跟爷爷住在一起啊，怎么办呢？那个房子，三居室，一进屋有一个小厨房，厨房连吃饭桌，连煤气灶都在一起，只能在这儿搭一个钢丝床，晚上搭白天收，睡在那儿。那个因为煤气灶就在边上，我父亲又怕漏了煤气中毒了，所以十冬腊月的窗户都要开着一条缝，那房子是11楼，你开条缝风多大，朝北的，北风呼呼地，那么孩子就睡在这个床上，盖着被子，就在被子里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回。寄人篱下。心情特别压抑。

毛国胜：我认识的一个知青老师，他的女儿在上海中专毕业以后，分配到上海港务局工作，应该是好工作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小姑娘突然辞职回来了。我在喀什碰到过她，我问过她，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在上海住，要回来？我说上海不是很好吗？是吧。她说，生活不习惯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是家里面的气氛让她受不了，她感到很压抑。所以她就回来了，她说一回来她情绪好了。

解说：少男少女长年的孤独和压抑，加之青春期的叛逆，有的选择了逃离，有的甚至酿成了悲剧。

毛维俭：就是在咱们家这条路的隔壁一条路上面，有一个16岁新疆回来的少年把他外婆杀掉了，后来直接送进去少年犯判刑了。我不认识那个孩子，没有接触，但是听他说以前挺好的在新疆，后来说怎么吵起来的，在家里跟外婆小的事情，琐碎的事情，要求得不到满足，外婆一天到晚比较罗嗦可能老年人，他后来火气挺大的，自己也在上海觉得待不下去了，又不敢回去，就做了这样的事情。

我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想，你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对我们的影响蛮大的。我们，就是一帮新疆的这些知青（子女），然后觉得好像如果我们再读书再不是很好，我觉得这个人家看不起也活该了，当时这么想的，我有这种感觉，就想把书读好一点。

解说：1993年，还在新疆喀什农三师工作的毛国胜借着到上海出长差的机会，接触了不少独自在上海的小新疆。

毛国胜：我所在的团里面有些知青都跟我说，你回去看看我的儿子女儿在上海生活得怎么样。从父母亲那边回来的，他们当然很高兴，他们见我很高兴，可以把有些话说一下，他们在上海没地方说这些事。他们就跟我说，上海真好，你看大街上面，比农场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了，他们也希望，真的希望融到上海去做一个上海人，但是被人家叫小新疆。他们很矛盾，很困惑，到底怎么办？但是他们下定决心不回去了。

杨杰：我觉得实际上对我父母来说，因为他们从上海出去的，所以他们从小是在上海长大，这个情况跟我正好反过来，我从小在新疆长大，你出生在哪里，你在什么地方成长，你总是更怀念那个地方，还是希望回到那样一个地方。这是一个，第二个，我的父母这一辈子总是认为，新疆的这样的地方你是没有出头之日的。说白了就是，我本来不是农民，但是我现在变成农民了，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变成农民，至少他应该是非农，就那种感觉。他们觉得是他们的目标。

李岚：可以说，对亲情的这种渴望，真的是可望而不可及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渴望的非常强烈。但是这种渴望没有办法来满足我们。没有任何人可以满足我们。除非我们回去，回去探亲也好，爸爸妈妈来看我们也好，对我们来说是很短暂的。

毛维俭：我觉得应该是挺长时间吧，至少在高中的三年里，我觉得我不是属于这个城市的，不是完全融入这个城市的，我觉得我是一个从外地回来的，有这样一个资格可以在这儿住着，人家学的你是有这样一个户口，但是从生活习惯，或者是思想，或者是思维方式，谈吐可能不太像。

主持人串场：这些知青二代在被问到自己是哪里人的时候，往往不太好回答。他们需要多说几句。告诉人家，爸妈本来是上海人，但是去了新疆；而自己虽然生在新疆，户口又落回了上海。所以，他们应该是上海人了。

那么，接下来，他们面临的挑战，就是要活得像个上海人的样子。实际上他们许多人就相当于返城父母的先遣队。但他们基本上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再依赖父母或亲朋，而是要靠自身的努力，在大上海抢滩登陆，并最终站稳自己的脚跟。

本文的均来自凤凰网（http://news.ifeng.com/history/zhiqing/shanghaizhiqing/），大陆的媒体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，不敢做这样的节目的！